《剑桥俄国史》
主编：[英]莫琳·佩里
主译：杨成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俄国领土的地理边界究竟在哪里？公元9世纪时，罗斯穿越东欧平原上的森林，矗立在波罗的海和伏尔加河中游之间；17世纪末时，辽阔的莫斯科公国（不久就是俄罗斯帝国）西起波罗的海，往东跨越亚欧大陆直达太平洋，北起北冰洋，南至黑海的大草原——领土范围与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基本一致。俄国在哪里，以及俄国是什么，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变化。对俄国地理环境的任何讨论都须考虑此种变化。
伯克利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的著作对领土界定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里，索尔宣称任何地理研究的焦点都应是“文化景观”，即“某一文化群体由自然景观塑造而成”的领土。“文化是主体，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依照索尔的观点，本章将会重点关注俄国的“文化景观”，在所考察的时期内，俄国人的定居点、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地球上相关区域的自然景观。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类不可能像索尔设想的那样，被简单地按照人类学划分成不同的文化单元。例如，中世纪初的罗斯人绝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的祖先，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也起源于此，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批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非斯拉夫人。而且，大批非斯拉夫人居住在罗斯境内及周边，在日后的俄罗斯更是如此。
展开剩余89%界定领土还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即将其定为俄罗斯人的国家所占领的区域——尤其是在前彼得大帝时期的最后阶段，当时俄国达到了最大的地理范围。不过这一界定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13世纪前的“罗斯土地”仅有一部分是后来的莫斯科公国（最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前身，两者的地理坐标完全不相匹配。罗斯的部分领土甚至在17世纪末的俄罗斯之外，况且并非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住在俄国。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仍是模糊不清的。
《战争与和平》（2007）剧照。
人类社会永远无法脱离自身存在的自然环境，强行这样做只会带来抽象与虚幻，妨碍理解。跟随着索尔，我们把自然环境或者说地理景观（包括空间特征）理解成“生活环境复合体”，它内生于某一社会。重要的是，“人类改变环境并且使其满足自身需要”，索尔如此写道。换言之，人类社会随着自身存在的自然环境而改变。二则正如索尔所言，“没有普遍的社会法则，只有文化层面的认可”。
换句话说，关注自然环境及其历史影响，并非就是承认某种环境决定论，正如经济史学生并不必然认可经济决定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方方面面的发展，而且它也是发展的一部分，但环境并不能决定发展。“地理环境论”，索尔写道，“代表着一种教条——一种理性时代的新福音。”他拒斥此种“狭隘的、唯理论的命题”，而是推崇让自己闻名于世的人文主义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一态度下，我们开始了对地理环境问题的研究。
推动俄罗斯帝国建立的殖民进程
在蒙古人入侵之前，关于俄国人迁至混交林和森林草原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显然这一地区并不缺少人口，俄国人在迁徙和定居的过程中，逐渐与芬兰乌戈尔人、波罗的人和其他先民产生了融合。而且，早期俄国人的迁徙活动明显没有遭遇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俄国农耕民族遭遇的抵抗主要来自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事实上，他们比俄国农民强大得多。后来这一方向上的威胁升级，更加好战的东方民族入侵，尤其是佩切涅格人、波洛伏齐人和鞑靼人。因此众所周知，之后的数个世纪，俄国人无法进入草原定居，有时还须服从于这些游牧部落建立的政体，或者从他们手中保护自己。与之类似，长期以来，俄国人向乌拉尔山以东草原的迁徙一直遭到游牧部落的阻挠。
在北边的混交林地区，俄国人的定居没有遭遇有组织的抵抗。然而在东边，直到1552年伊凡雷帝最终征服喀山汗国，俄国的殖民进程一直受到制约。随后俄国迅速征服西伯利亚，1649年在太平洋沿岸建立第一批俄国人定居点。直到17世纪，俄国在扩张过程中遭遇中国人，他们在远东的野心才受到抑制。然而，即使在此时，俄国人也继续向白令海峡扩张，最终抵达北美大陆。
在俄国领土的西部，一系列国家和政体长期与俄国争夺土地，如短期存在的条顿骑士团，还有瑞典、波兰、匈牙利和立陶宛等国家。因此这些地区体现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国家间互相竞争、挑战他国的领土扩张。17世纪，足够强大的俄国才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取得领土。
因此，俄国在亚欧大陆的位置对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莫斯科公国以其14世纪初获得的领土为核心，向四面八方进行扩张。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进行此种规模的国家扩张——西欧国家从15世纪开始只能在海外建立帝国。坐守欧洲东部边界的俄国，则得以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
《战争与和平》（2007）剧照。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研究了推动俄罗斯帝国建立的殖民进程，并就其原因和性质展开争论。一些人强调国家在追求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和激励作用；另一些人则着眼于俄国普通农民和其他人在抵抗威胁时做出的自发的和机会主义的决定，他们在崛起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发展机会。19世纪，研究草原边疆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学家D.I.巴加列伊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俄国在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区的殖民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的支持，相反，乌克兰哥萨克人在这一地区的定居则是自发进行的。
同时，许多采用阶级视角的苏联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自发的农民移民和定居是反抗封建国家阶级斗争的一部分。R.E.F.史密斯提及农民在混交林进行自发的内部垦殖时称：“农民的迁徙与定居似乎表明大部分农民倾向于在没有国家制约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同自然的斗争相当艰苦，有时甚至十分残酷，但他们明显感觉这远远比不上国家施加的剥削与伤害。”毫无疑问，这一观察是正确的，但在本卷涵盖的历史时期内，不同边疆与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区别：有时农民主动垦殖，有时是国家、地主或者其他人发起。如此大规模和漫长的殖民过程是难以一言以蔽之的。
俄国人如何能够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
问题在于这些俄国人如何能够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河流显然十分关键。正如富兰克林和谢泼德所说：“当《往年纪事》的编纂者试图指出他们的土地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时，他们想到的主要是河流与河道，部落和人们的名字与它们有关，交通要道和名人的旅程一同被记录下来。”河流因此在早期俄国人的身份认同中最为重要。对于农民而言，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它们还是主要的通道。在毫无特色的东欧平原，平静辽阔的河流提供了相对简便的交通方式，而且旅行者通常不会迷路。相对地，它们常常给选择陆路的行人带来诸多阻碍。早期，编年史记录者等人展现出对河流系统与运输网络的丰富知识。正如一位作家在谈到17世纪的西伯利亚地图时所说：“人们除了知道西伯利亚河流纵横，海岸处河口密布，其他什么也不清楚。”因此重要的地理读物，例如1627年左右编纂的著名的《大地图册》，也是按照河流网络绘制而成的。
毋庸置疑，河流网络方便了俄国人跨越平原，并且最终把广阔的俄国领土连接在一起。在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出现之前，因为“空间阻力”的减少，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也更有效率。据估计，在光滑、水平的路面上以1米/秒的速度推动重1.6吨的物体所需的力量，在静止的水中能以相同速度推动60吨～100吨重的物体。
《战争与和平》（2007）剧照。
17世纪30年代末，亚当·奥莱利乌斯沿伏尔加河从莫斯科前往阿斯特拉罕时，已经看到装载有400拉斯特～500拉斯特17世纪，德国拉斯特作为一个重量单位的重要性似乎随着地区和货物变化。因此，难以确定奥莱利乌斯在这里所使用的是什么测量方法。货物（主要运送盐、鱼子酱和咸鱼）和200名船员的平底轮船逆流而上。6月30日，奥莱利乌斯离开莫斯科，中途数次停靠岸边，最后于9月15日抵达目的地。据估测，17世纪顺流而下的客船平均速度从每24小时44千米到85千米不等（奥莱利乌斯所乘船只24小时行驶距离甚至达到144千米），逆流而上的速度则是每24小时25千米～46千米不等。但奥莱利乌斯所估计的速度是每日不超过5千米。
与此同时，水路交通也会遇到诸多困难与危险。航运受到季节限制，为防止腐烂或被盗，冬季通常需要贮藏货物。除了冬天河流结冰，春天的洪水、夏天的干旱也会影响航运。许多河段都会出现湍流和瀑布，因此运输时常受到阻碍，甚至面临倾覆的风险。浅滩、沙洲和沙堤不断沿着河床变换位置，进一步增加了航运的难度。逆流而上总是缓慢和麻烦的。从16世纪开始，纤夫们开始在伏尔加河上帮助推动驶向上游的船只。在俄国众多的湖泊中航行有许多便利之处，例如可以使用船帆，不过风暴来临之际也会增加倾覆的危险。
奥莱利乌斯顺伏尔加河而下，一路上险象环生，17世纪通过水路穿越大草原地区，遇险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曾遭到河边一伙鞑靼人的射击，受到哥萨克强盗的威胁，船只搁浅，卡在一棵沉木上弄丢了锚，并曾遇到冰山，遭遇强劲的逆风，被迫靠着河岸行驶并减缓速度，因为变质的面包和鱼干腹泻，喝光啤酒，还同时面临酷暑与狂风暴雨并存的恶劣天气，这段旅程极为艰难。总之，旅程遭遇各种险情，这在当时十分正常。
在河流结冰的冬季，或是无法通航的路段，道路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例如传统的鞑靼小道，鞑靼人沿着南部草原地区和莫斯科公国中心地区的分水岭，进行了数次入侵俄国的远征活动。俄国人拥有自己的道路网络，因此很少使用这些小道。不过这些道路构成了战略威胁，并且成为防御的对象，17世纪20年代制成的《大地图册》详细展示了南部边疆的军事地图。其他重要的大路包括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尔的道路，从沃洛格达经陆路/水路抵达阿尔汉格尔，或者经过苏霍纳河与北德维纳河抵达阿尔汉格尔。这是16世纪和17世纪俄国人、外国商人和外国使节频繁涉足的路线。
奥莱利乌斯从西欧启程的路途便经过西北部起自莫斯科的诺夫哥罗德大道，西边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高地一线的道路则经过维亚兹马、多罗戈布日和斯摩棱斯克，一直延伸至立陶宛。16世纪末一条重要的路线是通往西伯利亚的水陆混合路线。在16世纪末，这条路线始自北部苏霍纳河上的大乌斯秋格，途经索里维切戈茨克、拉利斯克、切尔登和索利卡姆斯克，然后经过洛兹温斯克抵达西伯利亚的塔夫达和托博尔。1595年开拓了一条直达路线，即穿过乌拉尔山的维尔霍图里耶。这条大路经过图拉、托博尔，最后抵达图林斯克、秋明和托博尔斯克。从17世纪中叶起，一条新的从莫斯科经由维亚特卡到索利卡姆斯克的道路得以开辟，17世纪末从维尔霍图里耶到托博尔斯克的这段路线再次改道，囊括了繁荣的贸易中心伊尔比特。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可以通过水陆两路抵达叶尼塞河，然后进入东西伯利亚。毛皮和其他商品经由这些路线流动，并且受到位于战略要处的政府海关邮政网络的管理。
在中世纪的俄国，经由陆路旅行也会遭遇特有的困难。冬季道路结冰，因此可以使用雪橇，只要温度不是太低，它在效率上就可以媲美水路旅行。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雪橇的速度甚至可能高于夏季陆路交通30%～50%。然而雪地没有标识极易迷路，穿过结冰的河流也有可能遇难，而且冬季风雪天气时可能死于受冻。俄国道路没有获得良好的维修，16世纪的西欧旅客在此不能像在别处一样享受住宿以及其他服务。游客通常要在大路附近的私人住宅里请求过夜，但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这样的住所十分少见。路况不好的时候，例如春天和秋天，常常无法通行。桥梁和浅滩也会十分危险，由于洪涝频仍，当地粗心大意的居民时常阻断大路。野生动物和法外之徒（强盗和土匪）也会增加陆路旅行的危险。
直到前彼得大帝时期末，俄国疆域依然一片松散
随着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扩张，极有必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克服“空间阻力”。政府开始加强对主要交通要道的保养、规范化道路建设和维修，并且修建桥梁。从16世纪开始，政府邮政驿站开始沿主要道路建立，有效连接了首都、省会和像阿尔汉格尔这样的战略要处。这些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家驿站，驿站指派服务人员保障马匹体力，从而确保信使及时传递政府邮件。因此，政府公务人员的出行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人。例如，莫斯科—诺夫哥罗德一线的信使送信在夏天可能用时六七天，而莫斯科—沃洛格达一线的则只要五天。这意味着每天行驶80千米～100千米的路程。普通行程远远落后于这一速度。
改善交通的同时，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加强这个不断扩张的国家的凝聚力，包括整顿地方行政和军事管控，更加重视边疆划界和防御，以及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法律。与此同时，政府改善了情报收集机制，方便掌握土地所有、军事部署、财富收入、交通状况以及定居点的相关信息。16世纪时，俄国首次绘制疆域地图。因此，国家建构与政府监管、稳固以及领土开发密切相关，这也意味着加强对空间的控制。但是由于国力有限，政府无法掌控偏远地区，国家建构的进程因而漫长且零碎。直到前彼得大帝时期末，俄国疆域依然一片松散。
俄国人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不断扩张，他们遭遇了诸多自然障碍，也获得了众多机会。广阔的空间带来巨大挑战，但也绝非完全负面的现象。土地辽阔意味着可以获取新的资源，接触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逃离既有的约束。广大的空间便于国家流放国内敌人，抵御外部强敌。俄国人在拓展空间的同时，不断接触着外部世界。
《战争与和平》（2007）剧照。
俄国位于东欧边缘，它在亚欧大陆不断扩张，接触了各种民族与文化。如上所述，早在俄国人对欧洲的混交林地带进行拓殖之前，芬兰乌戈尔人与波罗的人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彼此杂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就此而言，俄国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文化，尽管许多文化交流迷失于逝去的时代。混交林地区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树立抵挡外部世界的屏障，这也意味着当地俄国人与他人早有交流。例如，不能低估草原的重要性。俄国农学家们与草原游牧民族有着迥异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但他们之间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频仍，在蒙古统治时期这种交流尤其得到加强。学界一直在探讨此种联系对俄国人的长远影响，然而学者之间几无共识。在邻近草原地区之外，我们对俄国与更广泛的亚洲文化的联系知之甚少。不过显然，地理条件使得俄国与亚洲建立了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必然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前彼得大帝时期末，俄国人扩张到了西伯利亚地区，他们与东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自公元10世纪起，俄国皈依东正教，融入拜占庭的文化，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毫无疑问，俄国与希腊世界跨越草原与黑海的长期联系与之相关，他们与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更直接的联系也是如此。基督教引领罗斯进入欧洲文化世界，但是由于语言以及其他障碍，俄国长久以来未能继承其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岁月里，俄国人一直都对基督教文化的基础懵懂无知。直到17世纪，俄国与西方的联系日益频繁，此种状况方才有所改善。
缺乏便捷的海陆通道导致俄国与西欧长期以来咫尺天涯，东正教与天主教文化的差异又加剧了双方的隔阂。而与波兰立陶宛、瑞典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问题。因此，尽管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同波罗的海地区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而且俄国与中欧的陆路畅通，但是其与西欧之间始终关系疏远。俄国处于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直到晚近，它才参与到欧洲事务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当中。在16世纪末，英国人与荷兰人跨过白海，俄国人开始与他们展开密切的贸易往来，此后俄国人逐渐对欧洲事务，尤其是西欧的技术与文化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直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俄国在波罗的海获得了通往西方的“窗口”圣彼得堡，才正式开启了俄国文化的“欧洲化”。
本文选自《剑桥俄国史》（第一卷），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莫琳·佩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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